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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国羽奠基人王文教：踏浪而归，挥羽一生******
中新社北京1月7日电 题：国羽奠基人王文教：踏浪而归，挥羽一生
作者 门睿
“你爱事业远远超过爱惜自己，这和你的爱国心一起构成了你的人格……”在女儿写给王文教的信中，父亲远渡重洋归国，将中国羽毛球事业从几近空白带领至世界顶峰的经历是一幅七彩交织的人生图景，也是父亲从不后悔的人生抉择。
2022年12月25日，“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王文教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王文教是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拓荒者、奠基人。他的一生，是躬耕球场，让羽毛球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拼搏历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归侨献身共和国建设的缩影。
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郭瑞人和印尼归国华侨羽毛球运动健将王文教(左)交谈。陈纯 摄踏浪而归的赤子初心
1933年11月，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梭罗。1941年，8岁的王文教开始练习羽毛球，一下课堂，就进球场。到上世纪50年代初，他已成为印尼国手，是印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
1953年，中国计划在天津开办一场包括羽毛球项目在内的全国球类运动会，一支由印尼侨领方定埙组织带领的50人体育观摩团受邀，准备自印尼赴津参赛，王文教是其中一员。
山海路远，观摩团一行人没有赶上如期举行的运动会，只得在到达天津后，与运动会优胜者展开友谊赛。切磋中，王文教大比分赢过新科冠军，他却开心不起来。
彼时，羽毛球在印尼深受喜爱，竞技水平也水涨船高，而中国羽毛球事业尚未发展起来，有些羽毛球运动员还兼项网球。见此情形，20岁的王文教与搭档陈福寿萌生了为振兴新中国羽毛球事业贡献力量的想法。
“我当时感觉到难受，国家这么大，羽毛球水平却那么差，所以我不想回去(印尼)。”202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文教回忆起60多年前的场景，句句恳切。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展出的羽毛球拍。张亨伟 摄但由于观摩团是持集体护照来华，王文教只得先随团返回印尼。一年后，1954年5月6日，王文教、陈福寿和黄世明三位华侨青年踏上离开雅加达的海轮，心怀热血驶向中国。
为了这一刻，王文教不仅放弃了已经拥有的优渥生活和荣誉地位，还毅然签下“永不再回印尼”的保证，与亲人分离。
“拓荒”新中国羽毛球事业
那时的中国，羽毛球普及程度不高，训练场地十分有限，王文教等人只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
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随后归来的施宁安，这支由四人组成的“准”国家队在这里一边组织训练，一边向大众推广普及羽毛球运动。
此时的王文教既是教练，又是队长。为了搭建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发展框架，他与队友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战术训练等内容的完整训练计划。
每到周末，王文教带着队员在京津两地的工厂、学校等地进行表演赛，用精巧的球技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羽毛球”，逐渐培养起羽毛球运动的群众基础。
一场青少年儿童羽毛球比赛在浙江省东阳市举行。胡扬辉 摄“我们一年365天在国家队，只休息一天半。”拓荒之路总是筚路蓝缕，从住处到训练场地，王文教与队员们需先走到公共汽车站乘车，再换乘有轨电车。“一去一回是就是1毛4(1角4分人民币)一个人，我每天晚上负责给大家报销。”几十年后，王文教依然记得这些细节，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留在记忆里的闪亮火花。
1956年，国家计划在福建和上海成立羽毛球集训队，在国内几无敌手的四位队员分别去往两地带队训练，王文教由此回到家乡福建。
此后，中国多地相继建队。到1958年，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成立时，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了羽毛球队。王文教和陈福寿制定的训练计划也集结成教材《怎样打羽毛球》，作为这一时期运动员训练的指导参考。
随着羽毛球运动在中国迅速普及，中国羽毛球队的身影也渐渐出现在一些世界级体育比赛中，《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羽毛球场上空回荡。
2016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谌龙2：0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获得金牌。杜洋 摄“无冕之王”终得加冕
王文教提出回国想法时，曾一度遭到家人反对，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今“世界羽毛球联合会”)的成员，无法参加国际羽联举办的国际赛事。
1965年，王文教带队前往欧洲，参加对阵丹麦队、瑞典队的邀请赛。丹麦是羽毛球强国，面对在国际赛场上“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队，丹麦报纸登出大字标题：“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
王文教和队员用实打实的成绩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与丹麦队、瑞典队进行的34场比赛中，中国队以34比0的绝对优势大获全胜，震惊国际羽坛。
2006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男子羽毛球队以3：0胜丹麦队，夺得汤姆斯杯。张宇 摄实质性转折发生在1982年的伦敦，第十二届汤姆斯杯羽毛球赛上。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男子羽毛球团体赛事，也是中国恢复国际羽联合法席位后第一次参加国际羽联的正式国际赛事。
时任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的王文教带领年轻选手们一路杀入决赛。决赛为期两天，9盘5胜。面对曾7次捧起汤杯的“常胜之师”印尼队，大赛经验不足的中国队在第一天的4场比赛中，1比3落后。
回到驻地，王文教亲自带领教练班子为每位运动员做工作，调整心态，安排战术，忙到凌晨。
第二天，面对实力强大、领先占优的对手，中国队放手一搏，连胜4盘，反败为胜。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第一个男子团体世界冠军，自此真正站上世界羽坛之巅，“无冕之王”终于戴上桂冠。
这也成为王文教最看重的一场胜利。在他家中的橱窗里，记录颁奖现场的照片与诸多奖杯珍藏在一起。照片中的王文教双手高举汤杯，笑容满面。
“当我高举奖杯的那一刻，心里就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他说。
“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为“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右)颁奖。韩海丹 摄精忠报国的无悔人生
苦练球技，为国征战，培养人才，薪火相传。王文教用一生践行了他“再苦再累，也要把中国羽毛球搞起来”的志愿，创造并见证了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崛起与辉煌。
他的经历与精神也感染了后继者。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归侨汤仙虎回到中国，在王文教麾下训练。
汤仙虎回忆，刚回到中国时，王文教自掏腰包支持他去各地交流技术。“没有他，我的羽毛球水平不会有太大的提高。我后来做教练，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对这位曾创造“12年不败”纪录的传奇运动员来说，王文教是影响颇深的伯乐和领路人。
汤仙虎、侯家昌、韩健、杨阳、赵剑华、熊国宝、李永波、田秉毅……王文教培养出的羽坛名将可谓高手如云。
王文教执教国羽20余年，带领中国羽毛球队获得56个单项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退休后，他又多次拒绝他国执教邀请，投入到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普及推广中。
王文教获得2019全球华侨华人十大年度人物。贾天勇 摄在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王文教获评年度人物，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为恩师颁奖。据李永波讲述，正是王文教的两次坚持力挺，让他得以在1984年继续国手生涯，征战世界赛场，又在退役后留任国家队教练，再创国羽辉煌。
感怀恩师，李永波说：“没有你就没有中国羽毛球运动，没有你就没有我。”
“精忠报国，无悔人生”是王文教的座右铭，也是他的人生写照。于己，他将羽毛球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挥羽一生；于国，他说“我把一生献给祖国，我没有后悔”。(完)
人物简介：
王文教，中国羽毛球协会原主席、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新中国羽毛球事业奠基人。祖籍福建南安，1933年生于印度尼西亚梭罗，1954年归国投身中国羽毛球运动，1972年起任国家队教练、总教练兼领队。曾担任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副主席，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理事、执行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世界羽联“终身成就奖”、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2019年被授予“人民楷模”与“最美奋斗者”国家荣誉称号。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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