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原野》海报,来源:网络
中新社记者: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有什么特殊意义?
李少红:这个过程让我们打开了眼界和世界观,同时也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1992年的《四十不惑》是我们这一代现代题材的第一部去欧洲电影节的影片,能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对西方来讲非常陌生,尤其是现实生活。我能从记者的提问中感受到他们想通过影片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实题材的影片能够出去是非常重要的。
马可·穆勒:那个时候这些电影都是新生代导演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它们真的是丰富多样,他们所探索的方向不是一致的。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通过这些电影让国外的观众,特别是欧洲的观众多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性。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国际获奖和国内获奖之间的关系?
马可·穆勒:上世纪90年代应该是中国电影的热门时代,几乎每个大电影节都会有一部中国主竞赛影片,国外的发行也会考虑多买几部中国影片。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国外会有热门的中国电影?因为那个时候好多电影都是有商业价值的艺术片,或者有高艺术品质的商业片。我真的非常敬佩那些导演所作的贡献,让更多的人马上就可以看懂,可以理解。
李少红: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获奖,对我们的艺术创作都是肯定和鼓励。国际上获奖是从中国发展的故事和东方文化的角度去欣赏这种艺术价值,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肯定。国内的鼓励则更直接,因为我们的创作反映的是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这种肯定更重要。
女性创作丰富了世界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女性导演、女性题材创作对整个电影产业的贡献?
李少红:我觉得女性视角和女性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这个世界。作为女性导演,我们很自觉地在做这种观察和表达。《红粉》1995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我自觉地在影片创作中采用女性视角,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这也形成了我自己的创作特色。
马可·穆勒:每几年,中国电影中就会出现一两部女性题材影片,真实地为中国女性发声。如从凌子到黄蜀芹、李少红等第四代、第五代有代表性的女导演,以及最新一代的李玉导演作品,都让外国观众深入了解中国女性的世界观,以及她们对社会的观察和探讨。
中新社记者:在女性题材电影中,欧美影片与中国影片有什么异同?
马可·穆勒:我认为二者差异不大,但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不仅是女导演拍,也有男导演拍。例如张艺谋导演作品《秋菊打官司》就塑造了一个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奋斗的女性角色,这部电影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曾获第5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可奖的田壮壮导演作品《小城之春》,也是由男导演拍摄的中国女性题材电影。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大家都觉得他擅长执导动作片、侦探片,但是他每拍三四部影片,也会考虑拍一部女性题材影片。
中新社记者:当今的女性观众与30年前有什么不同?如何看待女性意识的觉醒?
马可·穆勒:在中国电影市场(作品)多样化之下,现在中国女性观众可以看到多种类的电影。以前,特别是西方和日本的女导演拍摄的电影受众是三四十岁的女性。现在的导演无论男女,他们电影的目标受众更年轻,观众也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电影。近年来中国电影的成就之一,就是女导演也开始拍类型片。
李少红:从个人经历看,我的女性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以前我们有句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是说妇女也有平等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降低了性别差异意识。改革开放后,女性更加关注和思考自己的存在价值,争取在社会上的独立性。现在我和很多年轻女导演交流的时候发现,她们都非常自信地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知道在自己想创作的题材中,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应该坚持什么。
中新社记者:《世间有她》这部电影如何表现当今女性的生存状态?
李少红:这部影片三位导演都是女性,我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生活,观察女性在困难中如何面对情感和家庭问题。另外,从不同地域表现来说,张艾嘉导演在中国香港,反映了与内地不同的情况,陈冲导演反映的是一对分离在两地的情侣的情感。影片多元表现了最普通的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
马可·穆勒:《世间有她》特别展现了在困难时期家庭中出现的很多矛盾。三位女导演很清楚如何真实展现这些问题和主人公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世间有她》在内的许多中国电影都具有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突破力,能够引起国外观众对中国女导演作品、中国女性题材影片的重视。
以电影促进中外对话任重道远
中新社记者:在促进以电影为媒介的中外对话中,电影人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马可·穆勒:我认为需要考虑中国电影在国外可能会遇到的文化差异。这方面可以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翻译、释义帮助国外观众理解中国电影,进而引起他们的共情。
李少红:东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差异,需要更多宣传和推广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从创作上,可以多关注包括女性题材在内的现实题材电影交流。性别的表达是世界的语言,不存在障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无论男人女人,都能感同身受,这样的作品应该多一点。我们在电影节或电影展映上看到这方面题材的影片,也会非常感兴趣,虽然讲述的是其他国家的人遇到问题是怎样应对的,但其实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完)
台湾音乐人黄庆元:在乡愁中寻“根”****** 中新社北京1月29日电 题:台湾音乐人黄庆元:在乡愁中寻“根” 中新社记者 李雪峰 “人离开家就像树叶离开‘根’,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对‘根’的眷恋。”癸卯新春,台湾音乐人黄庆元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如是说。 祖籍福建、生于台南眷村,黄庆元从小听黑胶唱片长大,求学时期开始组乐团唱摇滚,并尝试写歌。20世纪80年代,黄庆元进入唱片公司工作,成为台湾流行音乐鼎盛时期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歌手刘德华的《今天》、王杰的《爱得太多》等都是他的作品。张学友的《吻别》《祝福》,草蜢乐队的《宝贝对不起》等风靡一时的热门专辑也都出自他手。 在乡愁中寻“根” 从台南到高雄、台北,再从香港到上海、北京,回忆人生履历,黄庆元调侃自己一直在“漂泊”,几十年来与家人聚少离多。他说,也因此,乡愁成为自己音乐创作中一个重要的情感来源。 众多作品中,表达海峡两岸血脉相连的歌曲《把根留住》让黄庆元印象深刻。他在歌词中写道:“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他说,歌词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春运。 黄庆元回忆,20世纪90年代初,出于工作需要,他经常往返于海峡两岸及香港。每逢年关,看到各地火车站人满为患。在没有高铁、不能网络购票的年代,人们肩扛大袋手提小包,彻夜排队只为买到一张回家的车票。 “那些场景让我非常动容,这种亲情很难用语言描述清楚。”黄庆元说,台湾的春运同样繁忙,虽然南北不过数百公里,但春节期间依然会出现大堵车。而当时自己无论多忙,也要在除夕之夜赶回家与父母团聚。 如今,虽然人们的出行方式更加多元,携带的行李也更为轻便,但对故乡的情感丝毫没有改变。“回家,是所有中国人对‘根’的眷恋,这个‘根’,便是血脉。”黄庆元说,正是出于这种感受,自己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这首曲目的歌词创作。 意外“北上”扎根 谈及到北京发展的经历,黄庆元笑称“是个意外”:最初只是来帮朋友写歌,本想待很短一段时间,不料却接到了很多合作,不仅有单曲,还有影视剧主题曲、片尾曲、配乐等,时间逐渐被占满,于是留了下来,而这一待就是近20年。 创作之余,黄庆元在不少音乐类选秀节目中担任评委,还参与了不少两岸之间的音乐交流活动。在他看来,创作需要灵感,音乐需要碰撞,跨民族、跨地域、跨背景的交流有助于音乐发展。“年轻人勇敢迈出一步,站上更大舞台是好事。中华文化是一条大河,各条支流活络起来才能流得更远,否则很容易干涸。”他说。 父母离世之后,黄庆元与妻子更多选择留在大陆过春节。“亲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他说,这些年结识的不少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曾向他们发出邀请。这对台湾夫妇也因此有机会在大陆各地过不一样的春节。 “除夕之夜,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聊音乐谈创作,吃美食看春晚,拉家长里短,也别有一番趣味。”黄庆元笑道,去年收到了成都朋友的邀请,今年除夕则不同以往,他和妻子从客人变成主人,六七位朋友在自己家中共聚。 年近七旬,黄庆元没有退休打算。他透露,春节过后不久,就将到祖籍地福建参加一场两岸交流活动,助推音乐事业发展。 继续搞创作、帮助年轻人、推动音乐发展等,黄庆元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可做。“人生还要更加努力地去交代,到哪一天没体力了,没法录音了,才会考虑停下来。”他说。(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